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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6月7日《渤海早报》渤海潮副刊

钱的私人记忆

冯景元

　　记得共产党初进城时，不讲票子论小米，那时候执政党没有钱的概念，干什么都以小米计。后来用骡马拉大炮的八路军，带过来一些晋察冀边区的土票子。一段时间，上街买东西就用“晋察冀”。

　　再早，国民党当政被骂作“刮民党”时，物价飞涨，还有过以布代钱的阶段。那时钱到人手就贬值，挣到钱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布店买几疋白布，扛回家来放床底下。需要买东西了，再扛布出去，折算。

　　比布保险的是“割金子”，有钱人家多是拿钱换金条，藏存家里。金钱金钱，有了金就有了钱，房子没用，叫不动产，到哪去带不走。那时政权更迭一句话，说没收就没收了。现在流行的“盛世购房，动乱买金”，就是对应那时说的。

　　上世纪五十年代“三反五反”，藏金条有罪，买卖人家就把金条打成钳子、榔头，外面涂上黑黑的锈油，藏进墙夹缝儿。

　　把钱说成“酬”，变成“分”，是主义和制度的始因，从“按劳分配，按劳付酬，劳者得食，不劳不食”的政策来。那时当干部也要参加劳动，没有光动嘴说话，坐着拿钱的。酬就是钱，有多少报酬，就是有多少钱。分，是农村成立互助组、合作社后，农民劳动所得的代名。中国从南到北的农村无一例外，全都劳动记分，分值到年底按收成算，收成好，分值高，反过来就少。问农民收入，问多少分就行了。

　　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讲革命，酬劳的另一个代称叫“做贡献”，贡献就是钱。这话听起来有点虚，但确实如此，一些上年纪的人包括老革命，到现在谈起过去，还会掰着手指讲，我曾经做过多少多少贡献。那时，低工资常年不动，每月区区二三十元，拿到手后就有了代称，南方主要是西南一带叫“老米钱”，北方甚至包括上海人，都叫“鸟食罐”，意谓极少，仅够食用。那时乡下没钱，有点钱老大娘都顺嘴说成“鸡屁股”，是养鸡下蛋扣出来的。

　　后来有了“外快”的称谓。外快，指捆得很死的工资以外的收入。一个“快”字用在极左年代耻谈钱的代称谓上，十分淋漓。有没有外快，有多少外快，都是用极小声音说的，像地下工作一样。后来人们胆大起来，做外快的多了，报上就有了对“捞外快”的贬斥和批判。

　　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，钱伸了腰，在民间复了它久违的两个官号：款和费。费是最先出来的，干什么都讲费，好处费，劳务费，加班费，它是从花销、付出上转化过来的，往上倒，唐朝的杜甫就讲过“费心姑息是一役”。费成了钱，也成了灾，一段时间到处都费，南方有地方还出来领厕费。钱多了就叫款，最先暴发、手攥一沓票子显摆的，叫款爷，后来又雨后春笋地出现款哥、款姐，大款、吃大款、傍大款等。

　　随着改革的深入，市场越来越活，钱的称谓也就越来越多。天津人叫“码子”，要钱叫“掸码子”，“上码子”，码头味。北京人叫“涕”，干活拿钱叫“点涕”，据说是洋文“Ｔ”的谐音。上海人精明叫“粒豆”，颗粒如豆，有含金量。汕头叫“割草”，视钱如草，来得太容易。成都叫“来画儿”，重庆叫“杠子”，深圳人叫“奶水”，万象钱称各不同，都有自己的区域性。

　　带辛酸味儿的称谓是“白条”，农民血汗打下的粮食、棉花，缴上去，得到的是一纸兑不上现的签条。相当一段时间，“白条”多得遍地开花，换不到钱。

　　对穿制服打秋风人的说道叫“抄肥”，肉似的，把肥的弄走了。

　　全国通用南北皆知的另一个称谓，是“宰”。市场上净拿刀的，挨宰，高宰，活宰，一个动词，直喻拿钱，带点血腥味儿了。

　　九十年代至跨世纪，全民参与最多的是股和彩。股是资本，彩是赌票，因为后面都有管手操纵，百姓只是跟着搏，“清晨入股市，归来泪沾巾，日进斗金者，不是散户人”，因股彩的得失疯狂，出现暴富，也开始有跳楼的。

　　WTO后国际化，物价讲飞，银行论贷，全民一致痛喊“胀”，网上都叫“被金融”了。老百姓的话：金融玩涮资本，银行倒弄票子。社会送礼流行“点张”，十元五十元都不要，一张一百，出几个指头点几“张”。花钱不叫花钱叫“买单”，公家买单，私人买单？打点门路、托人烦窍讲“卡”，没卡别说话。跑上层、通关节叫送“钥匙”，车钥匙，房钥匙。不同年代，不同称谓，讲不同钱范儿，历史就这么过来，多少年一轮转，很单纯，也很复杂。

　　冯景元